导读

金融科技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推动东南亚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方面成效显著。面对监管碎片化、数据主权限制、技术和基础设施短板、地缘政治摩擦以及本土竞争等挑战，中国和“一带一路”伙伴国需在政府、企业和制度层面加强协同，推动建立更加协调、包容的金融科技合作框架，促进企业实现本地化运营。通过上述路径，金融科技有望助力“数字丝绸之路”愿景的实现，让创新成果真正惠及广大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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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进入第二个十年，金融科技正逐渐演变为一股深刻的变革力量，有望重塑伙伴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进金融普惠。在倡议的早期阶段，金融科技已通过区块链贸易融资、数字支付、跨境数字借贷等创新工具，为促进“一带一路”的“五通”目标——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做出了积极贡献。当前，东南亚已成为数字创新的重要“试验田”，金融科技在该地区的潜力尤为突出。然而，尽管金融科技为区域可持续增长和一体化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但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诸多关键挑战，亟需从战略层面上系统应对。

首先，中国金融科技在东南亚面临的最直接挑战是监管环境碎片化。在地区各国中，新加坡积极倡导开放创新，而印尼、越南等其他国家则采取了更具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如强制要求设立合资企业、甚至必须由当地企业控股。这种政策差异导致标准和规章制度不兼容，企业需不断调整合规策略，带来时间和资源的双重消耗。

其次，区域国家对数据主权的高度重视加剧了运营复杂性。印尼和泰国等国对本地数据存储提出了严格要求，迫使中国平台将基础设施本地化，并重构后端系统。尽管这些规定基于隐私和国家安全考虑，具有正当性，但客观上显著提升了运营成本，并加大了跨境系统互操作的技术难度。

第三，基础设施与技术能力的不均衡仍是重要制约因素。东南亚部分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薄弱，限制了移动金融的覆盖与普及。当地金融科技生态系统虽活跃，但整体技术积累不足，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尚不健全，人才供给渠道有限，难以实现自主发展。这种不对称加剧了对外国平台的依赖，扼杀了自主创新。例如，在缅甸和老挝，移动网络稳定性差，智能终端普及率不高，显著制约了移动支付和数字银行服务的拓展，形成城市与乡村间“数字鸿沟”。

第四，地缘政治摩擦加剧了行业不确定性。大国博弈产生的战略紧张局势正日益蔓延到数字领域，令中国科技平台面临更严苛的审查与制衡。应用程序禁令、对跨境数字货币项目的审查以及基于国家安全的审慎态度，构建了一个难以预测的监管环境。在此背景下，中美金融科技企业在东南亚的竞争日趋激烈。尽管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取得显著进展，贝宝（PayPal）和Stripe等西方平台也在加快扩张，凭借其符合当地监管偏好的产品架构，在菲律宾和越南等市场展现出较强吸引力。

第五，本地市场竞争日益激烈。Grab Financial、GCash和Sea Group旗下的Shopee-Pay等本土金融科技巨头发展迅速，提供高黏性的用户体验和高度本地化的服务。这些平台通常与网约车或电子商务系统进行生态整合，拥有强大的品牌忠诚度和庞大的用户基础。与此同时，印度、中东和欧洲的新型银行也纷纷进入该地区，争夺市场份额。面对这一趋势，中国企业亟需深化本地化策略，并在服务模式、技术能力与用户运营上形成差异化优势，以在趋于饱和的市场中突围而出。

最后，信任问题不可忽视。金融科技不仅仅事关系统和软件——它最终是要由人来使用的。在金融知识参差不齐、文化规范千差万别的市场中，一个产品的被接受程度不仅取决于其功能优劣，更需兼顾品牌信誉、文化敏感性和本地耕耘的深度。例如，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符合伊斯兰教义的金融模式是用户信任的重要前提。中国企业应积极调整产品设计与运营逻辑，使其符合伊斯兰金融原则，从而在这类文化敏感度较高的市场中建立信誉基础，培养可持续的用户关系。

要将当前面临的挑战转化为深化区域合作的催化剂，需从以下三个层面系统推进：

一是在政府层面加强数字外交，推动制度性合作机制建设。中国应积极发挥引领作用，推动东盟建立协调性更强、包容性更高的区域金融科技合作框架。具体可通过设立高层政策对话平台和监管协调机制，重点关注电子身份验证、跨境数据治理、数字支付互操作性和央行数字货币等关键议题。现有合作机制已为协调区域数字发展重点、提升制度间互信奠定了初步基础。未来，中国还可以在伙伴国数字能力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例如，通过政府主导或公私合营(PPP)模式投资于宽带基础设施、数字素养提升项目和本地云计算体系，不仅有助于降低数字服务提供商的准入门槛，还有助于强化合作国对中国作为长期战略伙伴的信任与依赖。

二是在企业层面深化本地融合与责任导向发展。中国金融科技企业亟需将深度本地化作为发展战略核心。这不仅涉及用户界面和语言适配，更涵盖股权结构调整、合规机制重构及财务模式再设计。在数据监管严格的国家，企业亦可探索去中心化的系统架构，使用户具备更强的数据自主权。在此过程中，头部企业如蚂蚁集团、腾讯、京东等，不应仅仅输出技术平台，更应通过投资本地研发中心、构建开发者生态系统等方式，融入东南亚数字经济生态。人才培养、创业孵化、与本土企业联合开发品牌与服务，有助于企业从“外来者”身份转型为本地数字生态系统的建设者与贡献者。

同时，企业还需加强社会责任意识，将金融科技发展与包容性增长相结合。蚂蚁国际与国际金融公司合作推出的“10x1000 Tech for Inclusion”计划表明，金融科技不仅可以服务于市场目标，还可以服务于更广泛的社会和环境目标。此类举措不仅有助于塑造企业形象，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抓手。

三是在制度层面创新数字投融资机制，构建可持续发展金融生态。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可在推动包容性数字经济投资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将优惠贷款与数字基础设施融资相结合，探索“混合融资”模式，有助于分散政府和私营部门投资风险，提升资本效率。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可在“一带一路”旗舰基础设施项目中试点“金融科技示范区”，将数字支付系统、电子人民币结算机制和基于区块链的供应链金融嵌入港口、物流园区和工业走廊，提升投资透明度、韧性与整体治理水平。

展望未来，金融科技在“一带一路”合作中的角色既是发展机遇，也是一种结构性责任。若能兼顾技术部署与文化敏感性、效率提升与包容性目标，金融科技有望为跨境投资赋能，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夯实全球经济数字化融合的基础。

“一带一路”的下一篇章将不仅依赖于传统的钢筋水泥建设，更将在区块链编码、人工智能算法护航下，借助跨国协作与跨文化对话的数字链接，构建一个更加智能、绿色与共赢的合作范式。在战略远见与合作精神的双重驱动下，“数字丝绸之路”有望成为一个包容、公正、可持续的全球数字合作典范，使技术创新成果真正惠及大众，不让任何国家或地区掉队。

本文原文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原标题为 "Transformative force"

出品：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责编：宋平 栾瑞英

编辑：张钊